悼念周永昌一个时代的超声记忆

年10月28日,从朋友圈看到超声泰斗周永昌老先生逝世的消息,不禁感慨这位老先生为超声所做的诸多贡献,想必很多超声医师手中也必有一本《超声医学》吧,小编记得以前看过的一篇关于老先生的新闻报导,现重新找出来和大家一起缅怀周老先生:

原文标题:周永昌:超声看清真相

来源:东方早报

转载:凤凰网资讯(年1月12日)

早上7点半,医院特需门诊的超声诊室里,一位年逾九十的老者身着白大褂坐在超声仪器前,翻着手中的小本子,一页页查看当天预约病人的大致病情,耐心等待着第一个病人的到来。在患者眼中,许多误诊的疾病能在他的超声仪器下露出真容。

他就是中国超声医学的开创者之一,医院超声医学科名誉主任、终身教授周永昌。他学术造诣精深,在腹部尤其是泌尿系统超声诊断方面具有权威性,在介入性超声方面有着杰出造诣,获多项市、部级国家级科研成果。他主编的超声医学著作《超声医学》是国内超声诊断的权威著作,曾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他还曾因在超声医学方面的贡献获得美国超声学会及中国超声医学工程学会颁发的“医学超声先驱”奖。

周永昌不喜欢人家称呼他“一眼准”,因为与其说“一眼准”是用眼看病,不如说他是用心在看病。病人最需要的,恰恰是这更多一点的用心和细致。

这位开创了超声医学的老人说,“不怕多花时间,就怕看得不仔细。做检查不能轻易下结论,我知道我的结论关系到病人的生命。我只是尽量避免错误,更仔细,更认真一点罢了。”

半小时的终极诊断

早上8点,周永昌的门诊开诊,慕名前来的患者,有的是第一次来看门诊,希望通过超声检查能对疾病有个明确的诊断;有的已经在周永昌这看了几年,每次复查只为听到一句“放心”。

一位患有膀胱肿瘤的病人,从外地赶来请周永昌作肿瘤分期诊断。周永昌和往常一样开始了检查。他目不转睛地对着屏幕,双眉越锁越紧。不对劲,患者的膀胱肿瘤与平时所见的有所不同,肿瘤的源头似乎在膀胱之外。他详细询问病人的症状与病史,为病人做了结肠部位的检查,最后作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判断:病人患的是结肠癌,浸润膀胱。

鉴于周永昌作出的结论,泌尿科医生和普外科医生一齐上阵为患者进行手术。令医生惊叹的是,病人体内的实际情况和周永昌的诊断结果完全一致,病根是结肠癌,而且确实已浸润了膀胱。这也就让病人避免了“开两次刀”的痛苦。

60岁的沈阿姨在周永昌这里复查了20年。年代体检的时候,她被怀疑为肝癌,这让她既惶恐又着急,“医院检查,医院的超声医生都怀疑我是肝癌,有个朋友建议我去六院找超声医学科的周永昌教授检查一下,他看过没问题,就保准没问题。”

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沈阿姨到六院超声医学科就诊,“周教授检查得很仔细,跟我说患的不是肝癌,而是肝上面有3个血管瘤,让我放心,现在我就定期来周教授这复查,差不多20年了,没有因为肝癌住过院开过刀。之后虽然每年的单位体检结论仍然为肝癌,但是周教授说没问题,我也放心了。”

很多人用“一眼准”来形容周永昌,但他本人却不接受这个称号。“千万别叫我‘一眼准’。我也是个普通的医生。做检查不能轻易下结论,我知道我的结论关系到病人的生命。然而诊断总是有对有错。但是不要去想漏掉会怎么办,我只是把我超声检查看到的写在报告中,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吃不准的我就让患者定期随访。我只是尽量避免错误,更仔细,更认真一点罢了。”

交谈中很多病人都说在周永昌检查时一不小心就会睡着,一次检查往往要半个多小时。“不怕多花时间,就怕看得不仔细。”周永昌说,“比如肿瘤的超声检查,肿瘤部位通常会有一支很小的动脉通进去,超声探测的角度和这支小动脉的位置就是诊断的关键。有的可能很容易就能看出来,有的则一时看不清楚。所以就要从多个角度仔细查,需要时还得请病人趴着,或者站起来进行检查。如果你以为看不出便放弃了,就可能会漏诊。”

周永昌也是一名具有近20年丰富经验的泌尿外科医生。病人一进门,他不是急着做B超,而是先仔细询问病史,再针对性地进行检查。

“机器有好坏之分,而我能做的就是问病人病情的时候全面点,检查的时候再仔细点。把图像、病人的症状、病史三者结合起来,再根据自己的经验仔细寻找证据,诊断才能更准。如果不仔细询问病史和症状就匆忙检查,往往容易出错,即使你再仔细,花上一个小时查一个病人也许都找不到要害。有了临床经验,我一问病史,大体就知道检查的重点在哪里,有了目标,才能查得准。比方说来个血尿的病人,我做检查之前就得先问问他血尿的颜色,怎么发现有血尿的,这样我做出来的诊断也就更准确,那临床医生也能更好地对症用药。”

开创中国超声医学

如今,超声医学的临床应用已相当广泛,如腹部超声、心脏超声、血管超声、妇科超声、产科超声等,然而,五十年前,我国医学界还不知道超声波能诊断疾病。周永昌,就是将超声波诊断引入临床的先驱之一。

年,他以泌尿科主治医师的身份涉足超声领域,从超声粉碎尿路结石开始,将工业超声领进了医学殿堂。参加抗美援朝国际医防服务队从朝鲜归来后,周永昌回到六院泌尿科工作。那个年代各个行业提倡“大跃进”,他也开始琢磨有什么可以发明跃进。

他说:“医院有位归国华侨叫安适先生,他在国外资料上看到有用工业探伤仪诊断疾病的,然后又在南京路看到有国产工业探伤仪出售,医院领导提出用工业探伤仪来做试验。”

年,在当时六院院长朱瑞镛的支持及江南造船厂领导和该厂工程师吴绳武的协助下,将该厂生产的江南I型工业探伤仪借来试用于临床,得到一些人体内脏的正常和异常超声回声图波型。

于是,由朱瑞镛调集人员,六院斥资元购买了一台江南I型工业探伤仪,对多种疾病进行探索性诊断。本着当时盛行的“先进经验传经送宝不过夜”的做法,医院的名义,于年1月17日在《新民晚报》发表了“用超声波探查癌肿”的消息。消息一经刊登,医院纷纷派出人员向江南造船厂要超声探伤仪及请吴工程师来指导,后经上海市医院组织起来成立上海市超声医学中心应用研究小组。

年初,为加强超声研究的力量,周永昌从泌尿科调任超声诊断室副主任,兼上海市超声医学应用研究小组秘书,此后他专职从事超声诊断和研究工作,创建国内最早的超声医学研究室并任主任,承担了一系列超声诊断研究课题。当时很少有外科医生愿意放弃自己的“手术阵地”,去专职研究超声诊断,周永昌为何对新兴的超声医学情有独钟?

“泌尿科医生很多,少我一个人也没什么关系。而超声就不一样了,它是一个新的领域,需要有人去开拓和领导,所以我就安心做起了超声工作,我们通过不断的实验,发现超声可以区别和诊断某些疾病,可以在超声医学上开创一番事业。(上世纪)60医院有个课题是测定血中胎蛋白的,以发现肝癌。我院派出一组人到工厂去抽血普查有没有肝癌,当时我们去普查的护士也抽了血,结果其中一个姓宋的护士甲胎蛋白的指标也高了,有肝癌可疑。当时没有CT、MRI,也没有X光增强,就用我们的A型超声仪查,结果发现肝右叶下缘有一处出现平段波型,当时判断为肝癌,后来也得到了手术病理证实。”

就这样,白手起家的超声工作者在艰难的探索中取得了利用超声进行诊断的经验。

在他的主持下,六院的超声医学研究室先后试制成功了医学专用的A型超声诊断仪、M型超声诊断仪及一些医用探头等。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上海市超声医学研究组已在国内医学杂志、声学杂志上发表近10篇超声在妇科、产科、内科、外科等学科的临床应用论文,受到国内医学界、物理学界和医械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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