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基层医师公社整理：李兽兽
无效医疗到底有多严重？也许你并不知道。但它都是实实在在存在，在我们的身边大量地存地，天天都在浪费着患者的钱。
不信，你看看，在一次全国政协医卫组委员联组讨论上，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医院肝胆外科著名医生、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黄洁夫同志拿出一本震惊欧洲医学界的真相著作《无效的医疗》说：
很多药不是该吃的，却在吃；很多治疗是不需要的，却在做；很多手术会使病人更痛苦，却也在做！
正如《新京报》刊登黄洁夫同志的话语时所说的那样：美国，40%的医疗是无效的；在我国，这种现象也已经非常突出。
黄洁夫说：“我是肝胆外科的，在临床上，很多小的胆囊结石、胆囊息肉，肝上的血管瘤对人是无害的，70%的胆囊结石是无症状的，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医院，一般都要你去做手术”。我国每年为“无效医疗”“买单”数亿元
无效医疗的定义：《无效的医疗》一书的作者施耐德对无效医疗下的定义是：如果治疗仅仅维持了患者持续性的无意识状态，或者无法让患者脱离对重症医疗监护的依赖，那么这种医疗是无效的，此时我们就应该接受死亡。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医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表示，“脑死亡”概念已被世界医学界广泛接受，且美、德、日等国先后立法，承认被确诊为脑死亡就是人的死亡，其社会功能终止。他建议我国从法律上给予脑死亡认可，这将大大避免医疗资源浪费。
陈静瑜表示我国每年为“无效医疗”“买单”数亿元，呼唤脑死亡立法减少卫生资源浪费，ＩＣＵ病人的费用是普通病房病人的４倍，在ＩＣＵ抢救无效而死亡的病人的费用又是抢救成活病人的２倍。“我们把大量资源浪费于％不可救活者，这同我们要达到的卫生改革目标不相称。以脑死亡为死亡标准，将大幅减少卫生资源浪费。”药厂生产无效药，病人被无效治疗
年2月29日，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厅举行发布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毕井泉表示，药品的前提是有效，底线是安全，我们过去对安全强调的多，对有效性强调的少，如果是无效，那药品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这次，是监管部门头头首次公开讲到“无效药”，由于80%医院销售，这样无效药能够存在，医院、医生用到了病人的身上。是无效药，当然也就是无效治疗了。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也曾表示，很多病人吃了不该吃的药,“但药厂生产出了‘安全无效药’,既不治病也不害人,医院医生赚钱,大量中成药就是这样的药。我国人均抗生素用量是国际的10倍，大都却是无效治疗
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有61%的中国受访者认为抗生素可治疗流感，这是很大的误区，因为抗生素对病毒无效。医生对抗生素误用、滥用等因素，不利于细菌耐药的控制，并且都是无效治疗。
抗生素是目前最常被滥用的药品。作为全球抗生素滥用最严重的国家，我国平均每年每人要“挂8瓶水。据浙江大学医学院肖永红等人调查，我国抗生素原料人均年消费量比一些发达国家高几倍。世卫组织推荐的抗菌药物院内使用率为30%，因为国情等原因，我国卫生部门设置的底线则是60%。癌症无效治疗到底多严重？
再比如面对癌症，医院医生的建议下，都走着这样一条路：先手术，花掉数万元；然后化疗，花掉数十万元；不行再放疗，再花掉数十万元；接着转战中医治疗，花掉数万元，最终人财两空。这其中就存在大量的无效医疗。
在日本行医超过40年的近藤诚，医院放射科医生、留美博士，敢于发表许多与大众切身相关却无人敢说的医疗意见，被日本民众亲切地称为“医界良心”。其功绩受到了全社会的高度评价，于年荣获“第60届菊池宽奖”（得奖者皆为对日本文化有莫大贡献的各界人士）。
近藤诚在其著作中就提到：为什么一些原本很精神的人，得了癌症之后却撑不了多久呢？这都是因为他们接受了“癌症的治疗”。只要“不治疗”癌症，患者就会保持头脑清晰的状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只要处理方法得当，身体也能活动自如。有许多癌症是不会痛的。真的痛了，疼痛也是可以控制的。他说，90%的癌症，无论治不治，生存时间都一样。大量的癌症治疗其实就是无效治疗。
再看圈内人说的，医院党委书记孙昌林所著新书《阅读生死》约10万字，记录了他30医院亲历、目睹的生死故事。他谈到，太多人在生命临终时拼死一搏，落下人财两空的结果。其实，放弃无意义的治疗有时更有价值。从这里，也可以反观出来，医院在“帮助”病人们进行着大量的无效治疗。
不但无效医疗，过度医疗更严重前面讲到了无效的医疗，但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很多过度治疗，最终将在弄死、致残的，其实也是“无效医疗”，因为它没有让病情变好，而是更坏了。如下面：人民日报：肿瘤患者成过度治疗“重灾区”
《人民日报》曾报道肿瘤患者成为过度治疗的“重灾区”，很多病人并非死于癌症，而是死于过度治疗。
国外对治疗癌症是有个度，治疗一段时间后观察效果如何，而中国是流水线的治疗：开刀→化疗→患者免疫力低下→癌症转移→再开刀→再化疗→最终快速死亡，肿瘤是“过度治疗”的又一重点领域。
病人检查出肿瘤，家属一般会倾尽所有去治疗，认为不治是对不起病人。而一些医生正是抓住病人及亲属的这种心理，拼命用药、用最好的药，而这种治疗的结果往往是“人财两空”。滥用支架，中国的“钢铁长城”
滥用心脏支架，是过度医疗的典型案例。目前，我国心脏支架使用量连续3年每年增加6万个以上。在新加坡，需要放支架的病人最多只能报销3个，如果超过这个数量，医生需要陈述理由。
然而，我国有的病人竟然被放置了7个心脏支架，被称为“钢铁长城”。对于冠心病患者，国际上放支架和做搭桥手术的比例是7∶1到8∶1，而我国却高达12∶1，很多不该放支架的人都被放了支架。就心脏病治疗而言，搭桥手术是最好的方案，但现在医生普遍不愿做搭桥手术，而倾向于放支架。据了解，国产支架出厂价一般为元，医院价格涨到1.2万元，进口支架到岸价元，用在病人身上就上涨到近2万元。一些医生不愿“搭桥”偏爱“支架”，不仅因为支架利润多，还因为医生能拿回扣。
过度医疗，竟然给死人也开药方
新华社曾报道，四川省遂宁市的一名普通市民代某持续出现胃部反酸、腹部烧痛等症状后，进入了当地唯一医院。入院后第8天，在并未确诊为癌症的情况下，进行了“食道癌”手术，食道、胃、脾脏等分别被不同程度切除。手术5天后，由于呼吸困难再次进行了气管切开术，前后出现肾功能衰竭，1月29日凌晨，患者终因多器官功能衰竭去世。
代某女儿在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发现了长达数十页的医药清单。父亲在住院期间使用了10种抗生素，包括元一支的头孢哌酮、元一支的万古霉素、元一支的泰能、30多元一支的舒普深，甚至有时同时使用了3种抗生素。
而更让家属气愤的是，患者1月29日凌晨4点半去世的，而1月30日费用清单上还依然显示按小时收护理监护费用，居然多收了21个小时。老人去世后的第10天，清单上还产生了一笔元的“联网划价西药”费。代某女儿说：“我们都为爸爸料理完后事了，医院还在为他开药？”
最后的总结
由于过度医疗界限模糊，一般很难被严格认定，医生总能把过度医疗解释为合理行为，把道德问题归为技术问题。
在政策上，医院定位为公益，但运营成本却补贴不够，医院以逐利为中心。医生读完5年本科，3年硕士，还要做规范化培训好几年，毕业出来快30岁，工资又低，不得已多开药、加剧了无效治疗。
又如乡村医生，待遇不高，无编制、无医保，还被扣钱，部分人为了生活，难道不会无效治疗、过度医疗？
再如卫计委系统搞的药品招标，唯价格论，医院中消失，留下不少“便宜、安全、无效”的药品，连老百姓都知道，不敢用这样的药。在东南沿海某市，就是这样，不少老百姓纷纷跑到其它城市去看病了。
作为病人，现在都要自学成为半个医生才行，否则就会面临“被无效医疗”的风险。现在信息这么发达，希望大家多多学习点医疗知识，只有帮助，没有坏处，真是靠人靠天、也得靠自己！（本文据人民日报、新华社、新京报、《无效的医疗》书籍等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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