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辈子社会实践的回顾和思考孙克仁
平反后过三天，刘政委在革委会办公室，正式通知我到革委会政工组工作，要我继续分管文体工作，有一个运动队需要一个领队出征，我当时想都没有想就说：“这个决定能不能改一改，政工组我是不会去的。”他问：“为什么？”我说：“我搞了半辈子意识形态工作，自己没有水平、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做，这辈子我不会再做意识形态工作了。”他说：“那你要做什么？”我说：“别的都不想，如果有工程建设或物质建设，我想为人民再做些好事。”他看我态度坚决，也知道我一号令都敢违抗，见我决心以下，就不多说了。回过头想，我这次选择是正确的选择，让我后半辈子终于为缙云又做了些好事，生活过得很充实。
不久指示发表县委县政府机关，除留50人革委会工作，其余都去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学习。由于我是经过特殊审查的人，没有什么可批可审可查的了，就和大家一起半天参加干校建设的劳动，半天学习听批斗会。因为学校最高领导是汝友立同志，对我比较了解，所以我过得更轻松，只参加只听，也没有兴趣去提什么意见，瞎起哄批这个那个。因为都是领导、各条战线里的一些业务骨干，在劳动时也偶然说起缙云对我的不公平，觉得可惜之类的心里话，也使我感到温暖。
五七干校期间值得记忆的也有两件事：一件是有一次，上海有两个外调人员通过校部向我调查几个不是我们班里同学的情况，因为汝有立同志要我接待的，所以我本来也是很诚恳的。第一次接触,他说明了来意，并提了被调查者的姓名，向我了解情况。我一听感到对被调查者不熟悉，更不要说具体情况了，于是事实求是的说不了解。没想到对方即开始耍态度发脾气了，我一听不是实事求是来调查的，而是来诱供他们所要的材料的，我警惕起来。因为解放后我在学校名气大，我不认识大家，但参加学生运动的同学，都可能会记得我的名字，我不能随便给这些人招供他们所谓的材料。所以我态度也冷淡严肃起来，我开始拒绝他们带有先入为主的问题。最后他们看到我态度坚决毫不客气，就扣帽子说我顽固，有意保护坏人。我也火了，我站起来说：“你向我调查还是我调查你？我没有义务回答你我不知道的情况，如果我调查你，我现在就可以得出结论，你根本不适合做专案调查工作。”站起来就走，并丢下一句，还有什么事找校党委好了。第二天来找我，开始向我检讨了两句，然后拿出了一份资料说请我签字，我一看不是我说的话，而是他们的主观想法以及加上问我的话，我还是一句话，这不是我说的话，请你们谁写的谁签字吧。说完我就转身走了，背后还听到一句死不要命的顽固分子。我心安理得的走了，我不害人，也绝不做违心的事，我用三个月牢狱之灾换来的人间有正气的修炼，我从心底瞧不起这些害人的东西，后来也就不了了之。还有一些通情达理的外调人员，大部分都是安定同学的事，我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实事求是的与人为善的说了，我也很安心。第二件事是对宋光晓县长及妇联曹主任夫妻二人的批判问题，宋县长在农村工作时间多，我没有什么接触，曹主任也是一个出生农村的很实事求是的女干部，同住人委宿舍，感到是一个很好的大姐。由于宋县长在山东有一个前妻生的女儿，在山东生活困难来缙云投靠爸爸，批了几次都通不过最后也没有来缙云，在批斗会上，后期大家就是抓住对女儿的所谓不关心，不讲道德，什么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什么帽子都带了。最后要我发言，我摆事实讲道理，首先认为宋县长开始是有错的，但既然有清楚的离婚手续，这就已经成为历史，不应该再追究；其次其大女儿来缙云读书，年龄已过，再加上没有户口没有粮食，在困难时期也确有具体困难，我说作为一县之长，没有去开后门解决粮户，解决就读，从全面来看这事，没有以权谋私的表现；最后我提出解决方案，认为现在要弥补的是去山东落实好并切实尽起父亲义务，我当场要他们夫妻表态。大家都说我的发言通情达理，实事求是，大家都认为这样谈心事的会风是比较好的，比乱扣帽子的要好得多，对宋曹夫妻也就不再组织批判了。我除了所谓左派之外，是没有被批的少数人之一，所以一般我也不愿意去批判别人，这是我批当权派唯一的一次发言，我的发言没有用上所谓文革语言，因为我讨厌那种不与人为善批斗的态度和蛮横不讲理的空洞语言。
转眼在五七干校又一年了，年县委决定开发盘溪流域，开发大洋水库水力资源，建设梯级电站。由于我曾表示不再进意识形态和机关，只想参加工程物质建设，所以我被分配到水库建设指挥部，兼直属营驻营干部，由此开始了我后半辈子毕生事业的水电战线工作。
大洋水库是一个土石坝工程，对于一个门外汉来说：这个工程是怎么回事？有多艰巨？需要多少时间？有多危险？责任有多大？一概不知。还只是停留在领导过的山塘小水库的知识上。81开幕式结束，挖土开工后，全体指挥部成员和工程技术干部共同商量建设计划的时候，听到工程师解释的第一阶段的工程目标是在次年四月汛期前坝体需达到二十几米高，确保左岸溢洪流量畅通，通报简单的数据后，大家都紧张了。第一清基任务就非常艰巨，一定要清到岩基上才能回填，而回填有三个部分组成：外层是堆石体，中间是漆土层，靠水面一层是沙石层，底宽只有20多米，每上升一米土方量就几倍增长。问题是清基需要多少时间？什么时候能见底？是不是超过一个月时间？回填能不能按时完成？安全问题如何解决？这些数据和问题让指挥人员突然感到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当时我还年轻，勇气可嘉，大家七嘴八舌之间，最后我出了一个主意，我说：“时间太急了，除了三班制，息人不息工地的办法之外，没有其他办法了。我们要不做罪人就只有向县委要求电力部门给工地装上电灯，日夜不停地施工。”最后，大家采取了我的办法。夜战开始的工地，灯光明亮，晚上就成了美丽的一景。
全线调入几千民工，开始日夜挑灯大战，组织上按准军事化管理，营、联、排、技工连、妇女连，一律军事编制，指挥部也按生产、移民、安全、后勤等工程需要组织领导小组。最多时干部成百，民工超六七千，可说热火朝天。清基工作很顺利，一个月后回填就开始了，为了抢进度，材料质量、施工质量初期都被忽略了，当时条件也确有困难，几台拖拉机要五六十里外的好溪运沙，几乎是杯水车薪；坝心的漆土，则取土点越来越远；而堆石体的石头，则所有地堪、地基、路基可利用的都很快收集用了，也不得不现开现用，大小不一，进度难以保证。堆石体要走在坝心漆土之前，必须与心墙同步前进，凡此种种相互制约的因素、实际问题都使我有些担心，怕好心办坏事，一旦大坝有问题，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虽然我有这些疑虑，却又不能有所表露，因为当时是政治挂帅的年代，批右倾是家常便饭。
当我把直属营整顿好，安排稳定好。对工程质量的担心，虽然不是我的本职工作，但我还是带着这些问题，决定找大坝主要设计和施工的王若芝同志做一次深入交谈。王若芝同志在我53年办水利快报时认识的，这位同志话不多，一般不与人多交流，我知道当时他一天两包烟，每天三两酒是因为心中有事苦闷和担心，而不得已的自我解愁。我想他是了解我在五七干校的为人态度的，也知道我可信不会害人，在指挥部虽然没有当官，但还是有发言权的。所以当我特意到他宿舍里向他讨教我的疑问时，他终于和我交了一次心。他说：“老孙你关心大坝的质量，只是出与对缙云百姓的关心，出于你的良心。而我不同，大坝质量对我来说是要坐牢杀头的，我设计我施工，所以我比你更担心，更愁。所有领导都是只有热情没有经验的外行，你看看用群众运动的办法求快，我能按我的要求施工吗？我有发言权吗？如果按我要求做，不是天天要返工，天天要影响进度吗？你说你怎么办呢？我已吃了大半辈子的水利饭了，解放前就干了，当时是小工程我发言权也多些；解放后我在缙云搞山塘、小水库都还好说，没有出什么大问题。但东门电站的建设我是有教训的，当时修了三次，垮了三次，第四次才由地区工程师来现场否定了县领导决定的选址，确定我原来的选址才最终成功。你和外行打交道得从实际出发，东门电站坝址选错，让大雨冲了，知道不行了再建，只是损失了些钱。但大洋水库是不同的，我要背负的是下游老百姓的生命，我是要负责任的，不认真能行吗？因为我有东门电站的教训，也知道领导也是出于无奈，我说他们不懂又能怎么样呢？我只能自己想办法了。”我问他：“那你怎么办呢？”他说：“办法总是有的，速度上我没有办法控制，但工程上的设计还是要讲科学的，我在设计的时候都按高要求去设计。比如大坝按正常施工，每一块石头一定要撬动过，做到三点落地，然后按一定大小石头比例，把三点以外空隙填满，这是比较正规的做法，但目前现场能做到吗？”我回答他：“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非要求这样做，你就要被拔白旗了。”他笑了笑说：“是啊，所以我只能按重力坝设计要求，对坝体的底部设计由原来的36米延长至84米，用增加一倍多的实体重量来取代那个空隙，最后我再加一层，不能小于4个人扛的石头，按三点落地加厚一米左右外层堪面，这样计算结果重量是可以满足坝体安全的，不使在满库情况下产生位移。同理，我对沙石坝、心墙都做了相同的补救，这样大工程量就是尽我所能确保大坝安全，希望这个工程能按国家规范要求做，我才安心啊，这是我和你说的心里话。”我对他说：“听了你这些话，我谢了，我也安心了。”
王若芝同志不仅有技术，更有解决实际困难的经验，默默地在为人民服务，我从心里佩服他，事实证明大坝现在运行40多年了，检测还是安全的。斯人逝世已近30年，人民还在享受他的遗作之益。年春节我在局里碰到他，向他问好，问起他的近况，他说他退休了，但是一直没有休息，在龙宫洞电站施工现场上班。我劝他不要去龙宫洞了，好休息了。他说习惯了，反正县里也没有什么事，看看也好。后来谈到身体，他说最近两个月就是感到胸部和背部有些痛，医院吃了药都不觉得好，消炎药也不管用，我一听不对，毕竟70多岁了，我就到局长办公室找年轻的新局长，我向他建议说王工身体不好，最好关心一下，新局长立医院检查，医院确诊为肺癌，不数月就去世了，享年仅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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